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心脏手术已经越来越普遍，纠纷也逐年上升。本篇分享的是一起心脏外科纠纷的司法鉴定意见。
一、案件诊疗经过回顾
王某，男，59周岁，十多年前曾行主动脉瓣机械瓣膜置换术，本次因人工瓣膜迟发型瓣周漏、中‑重度反流入甲医院住院治疗，入院诊断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术后瓣周漏、心功能Ⅱ级。入院后行二次开胸主动脉瓣生物瓣膜置换+心外膜起搏电极植入手术。术后患者即刻出现恶性心律失常、室颤，经心肺复苏抢救后，给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（IABP）辅助循环治疗。后续病程中出现血管血栓并发症，继发肠系膜动脉血栓、肠缺血性坏死、腹腔感染、感染中毒性休克，最终因心脏术后低心排综合征、心源性休克死亡。
二、鉴定意见所确认诊疗过错如下
（一）术前治疗替代方案告知不充分，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
患者瓣膜术后瓣周漏，临床存在二次外科翻修手术、介入封堵两种治疗路径。本案属于高风险二次心脏翻修手术，手术风险显著高于初次瓣膜置换。但甲医院未将介入封堵这一重要替代治疗方案向患方进行告知。从法律层面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明确医疗机构负有对治疗方案、替代医疗方案的告知义务。该过错并非指手术本身没有手术指征，鉴定也认可患者具备手术治疗适应症，手术方案本身不存在根本性错误。过错核心在于程序层面，剥夺了患方的知情选择权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单纯知情告知类过错，往往难以单独造成死亡损害后果，一般需要结合实体诊疗过错，共同评价因果关系。
（二）IABP主动脉球囊反搏围手术期管理不到位，属于实体诊疗过错，与继发致命并发症存在直接关系
患者术后出现低心排综合征，临床使用IABP辅助循环，该处置措施符合临床专家共识，使用时机本身无明显问题。但IABP属于高风险有创器械，血栓是其最主要的严重并发症，规范要求术后应当开展抗凝治疗，并且动态监测D‑二聚体等血栓相关指标，根据检验结果及时调整处置方案。本案病历检验数据显示，D‑二聚体数值呈现进行性升高，多次出现显著异常，但医疗机构在病程记录中，未对该高危化验结果予以分析研判，也未及时调整抗凝及处置策略。直至患者已经出现腹胀、腹膜炎、双下肢末梢花斑等血栓导致肠坏死的典型临床表现之后，才考虑IABP相关血栓并发症并拔除器械。鉴定明确该过错和患者后续肠缺血性坏死、感染中毒性休克、多脏器功能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，是本案损害后果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介入因素。肠坏死继发腹腔感染，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，加速心力衰竭，是走向死亡的重要推手。
（三）肠坏死、急性腹膜炎发生后，手术探查必要性及风险告知存在缺陷
患者已经出现肠坏死、急性腹膜炎，腹穿可见血性液体，客观上具备剖腹探查手术指征，开腹探查是挽救生命的唯一现实途径。医疗机构虽组织多学科会诊评估，但未见针对剖腹探查手术的必要性、极高手术风险的详细书面风险告知签字材料。虽病程记载医患沟通行为，但未完成规范的书面告知，导致患方无法充分知悉病情危重程度以及手术的全部风险，影响家属作出医疗决策，鉴定将该情形评价为医疗过错。
最终，鉴定意见认为，诊疗行为与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原因力建议为次要。
三、本案带给医疗纠纷代理的实务启示
尸检并非诉讼的必备条件，是否适合诉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心脏二次手术的医疗纠纷案件，不能只盯着手术操作有无问题，术前替代方案告知、术后高危器械的监测管理，是非常重要的质证突破口。很多心脏手术本身操作无明显过错，但术后监护、化验指标研判、并发症早期处置容易出现疏漏。心脏手术一旦有过错后果一般比较严重，赔偿标的通常比较高，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诉讼解决。
作为患者家属应当密切注意患者的病情变化，多与医生沟通，对术后并发症争取尽早发现尽快处置，以便最大可能维护患者的身体健康。
邹艳霞 律 师
13789860831
2026年9月7日